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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革命:维特根斯坦与马克思

    一个在思维边界上的跨界操作,总是会给读者留下广大的思考空间。《解构与超越: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路向比较研究》一书,将马克思和维特根斯坦这两个表面看上去几乎并不搭界的思想大家,用“哲学革命”这一主题加以贯穿并进而加以对比分析,认为马克思彻底批判了只重“解释世界”的旧哲学,变革了哲学的价值、形式、方法,开启了“哲学革命”,“塑造了20世纪”;而维特根斯坦把哲学转向语言分析,先后强调在逻辑分析、言语行为和交往实践中考察语言意义,深度解构了思辨先验的形而上学,影响了20世纪,堪称“哲学革命”。二者都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深度解构、颠覆乃至超越,但是马克思开启的是“哲学的哲学”与“革命的哲学”的双重变革,而维氏开启的只能算是“哲学的革命”,不是“革命的哲学”。

  打破学科壁垒

  围绕“哲学革命”这个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交叉点进行比较研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可以为打破当前“中、西、马”学科壁垒做点探索。

  马克思在“改变世界”的实践观上发动哲学革命并使其深化为历史唯物主义,从而成就了一个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革命世界观。今天,对马克思哲学本真意义的不断深刻理解,总是以不断地回到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原点方式向前推进的。“回溯—前进”方式或“从后思索”方式,不断将“马克思哲学革命究竟是何种革命”以及“我们如何来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真意义”这类问题重新提到我们面前。按照德里达的说法,人们对这一文本意义的理解是指向未来和无限开放的,而且直接对应地等同于对马克思哲学本性的各种差异性理解。今天,人们在当代实践中,在与西方和东方的各种思潮对话中,不断地思索着马克思哲学的本性,因而也不断地思索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从而不断地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起点。然而问题还不仅如此,另一个问题同样重要甚或更为重要:马克思开启的哲学革命,是否在他手中已经终结?换言之,在马克思之后,哲学革命还是否在深化或者继续?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固步自封的东西。相反,马克思开启的哲学革命,不仅是人类文明大道的必然产物,而且指示着人类文明大道的前行方向。当代西方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在遵循着人类文明大道前行的规律,在继承和弘扬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精神,在深化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正因为如此,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思潮如何深化马克思哲学革命的路向,是值得做深入研究和探讨的大问题。

  同时,我们绝不能把当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哲学革命的深化理解完全等同于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更不能以西方哲学为准绳来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两者之间有着天然的原则差别。

  因此,全面深入地比较当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关系,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是在当代思想语境中深度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革命、推进马克思哲学革命路向当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支点和学术支点。

深化对哲学革命的理解

  在全面比较、对话和思想撞击的学术图谱中,微观地选择维特根斯坦的反形而上学哲学思想与马克思哲学革命作深度比较研究,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西方当代哲学中,维特根斯坦的地位格外重要。所谓“语言学转向”,主要以其为代表。所谓“语用学转向”,依然以其为代表。两个转向对于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批判,不可谓不深刻。然而,他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哲学革命对于旧形而上学的批判之间,难道没有内在的根本联系吗?

  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在两个封闭的话语语境中自说自话地分别谈论两者。分析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学者,几乎不谈维特根斯坦;分析维特根斯坦哲学革命的人,也绝不会去谈论马克思。究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长期的封闭造成了两个学科之间的隔膜和壁垒,学科壁垒阻碍了人们视野,以至于难以对整个人类文明大道中反形而上学的哲学革命的理论星丛加以宏观地把握。

  其实,正如该书所分析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基于康德哲学的“划界思维”,一刀切去的是“语言的误用”,所做的是基于语言对思维划界而形成的“语言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超验的形而上学的批判。这一批判,基于逻辑和经验,诉诸感性,正是在这一语言学批判的基础上,重新走马克思哲学革命对形而上学批判的道路,同时又在语言学批判的基础上做某种深化。这一深化,至少使人们在“语言的转向”上重新思考形而上学的是与非,重新理解马克思诉诸“感性活动”的哲学革命对于形而上学的批判给我们留下的若干深刻思考。拒斥形而上学的同向性和对哲学革命的重新理解,都使19世纪的马克思与20世纪的维特根斯坦有了可资比较的思想内容。更进一步,从语形学到语用学,维特根斯坦进一步将语言的意义归结为“用法”,语言游戏论推动语言意义创造和理解走向了“日常生活”和“生活形式”,成为某种“语言实践论”,就更为直接地接近了马克思的“感性活动”和“改变世界”的实践观。

  当然,维特根斯坦虽然在“不可说之事”中保留着道德伦理的求善可能性,却绝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将对语言的批判引向社会历史观的变革,进而为革命的哲学服务。正是在这一路向上,维特根斯坦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度。语言本质上是实践的,语言的一切特性几乎都来自于实践的分化。实践本质上是对象化的,即变革世界的、革命的,而变革世界的力量必然主要来自推动这一世界的无产阶级,变革世界的目的在于求人类解放,这就是坚持哲学革命的彻底性所必然面对的问题。我们如果深刻思考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必然有一个根本的尺度,去重新反思和衡量当代西方哲学革命的时代意义。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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